🔥 激进女性主义：问题不在规则，而在游戏本身

她们为何宣称，不砸碎根基，一切改革都只是徒劳？

如果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一位希望通过修改法律来赢得比赛的运动员，那么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则是一位掀翻整个棋盘的革命者。她们认为，问题根本不出在“比赛规则不够完善”上。

它的核心信念是：

父权制（Patriarchy）是历史上最古老、最深刻、最普遍的压迫形式，是所有其他压迫（如阶级、种族压迫）的原型和根源（the root）。

因此，她们的目标不是修补这个系统，而是要从根基上（radically）彻底推翻它。她们认为，只要父权制这个根本结构不被摧毁，任何在法律或制度层面实现的平等，都只是虚假且脆弱的“改良”，随时可能被收回。

激进女性主义将第二波浪潮的口号“个人即政治”发展到了最彻底的程度。对她们而言，这意味着：

权力关系的核心在私人领域：家庭、爱情、性关系不是温馨的港湾，而是父权制进行统治和压迫最核心的场所。那些看似“私密”的互动，恰恰是权力运作最精微、也最残酷的地方。
性即政治（Sexual Politics）：由凯特·米列特（Kate Millett）在其同名奠基之作中提出。她认为，性行为本身，以及围绕性所建立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充满权力关系的政治行为，是维持男性统治地位的关键机制。
身体是主战场：女性的身体，包括其生育能力、性特征和外貌，是父权制控制、剥削和定义的主要对象。因此，身体的解放是政治解放的核心。这催生了“身体政治”这一重要概念。

基于以上信念，激进女性主义的斗争焦点，直指那些被自由主义所忽视的、父权制最顽固的堡垒：

斗争领域	主要观点与行动
反抗性暴力	她们是首次将强奸、家庭暴力、性骚扰等议题大规模公共化的先驱。她们认为这并非孤立的个体犯罪，而是父权制用以恐吓和控制全体女性的政治工具。她们建立了大量的强奸危机中心和妇女庇护所，喊出了“Yes means Yes, No means No”的口号。
批判“强制母职”	不仅争取堕胎权，更深刻地批判“母职制度”（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认为父权制将生育和抚养的重担浪漫化并强加于女性，以此束缚她们的自由。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中甚至提出用人工子宫来彻底解放女性。
批判家庭与婚姻	认为传统的异性恋婚姻和核心家庭是维护父权制的核心制度，是女性进行无偿家务劳动、遭受情感和身体压迫的主要场所。部分激进派甚至提倡“政治性女同性恋”，主张女性在情感和性能量上完全脱离男性，以此作为一种政治反抗。
批判色情与物化	将色情制品（Pornography）视为物化和贬低女性、并直接导致对女性暴力的文化产物。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她们的观点直接引发了激烈的“女权主义性爱战争”。

激进女性主义的颠覆性也使其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之中，这些争议至今仍在女性主义内外引发回响：

本质主义倾向：她们在强调“姐妹情谊是强大的”时，有时会创造出一种普遍的、统一的“女性经验”（通常基于生理性别）。这被后来的黑人女性主义者（如 bell hooks）批评为忽视了不同种族、阶级女性面临的交叉性压迫。
对“性”的立场之争：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色情、BDSM等议题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与另一派“性积极”（Sex-positive）女性主义者产生了激烈冲突。后者认为，压抑性表达同样是父权制的手段，女性有权自由探索和定义自己的性愉悦。
对跨性别议题的态度——“TERF”争议：一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坚持以生物性别作为定义“女性”的唯一标准，因此排斥跨性别女性的女性身份，认为她们无法拥有基于女性生理的受压迫经验。这在当代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和批评，她们也被贴上了“TERF”（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这一标签。

激进女性主义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它毫不留情地剖开了社会最私密的肌理，揭示了家庭、性和身体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尽管其观点常常引发巨大争议，但它永久性地改变了女性主义的议程，迫使我们直面那些最深刻、最不容触碰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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