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女性主义

从“成为女人”到“我就是女人”

“我们并非生为女人，而是成为女人。”（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当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写下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时，她为女性主义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将“女人”的身份从生物宿命论中解放出来，揭示其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建构性。

几十年后，跨性别女性主义（Transfeminism）站在这扇门前，向内里发出了更彻底、更具颠覆性的追问：如果“女人”是一种“成为”，那么，由谁来定义“成为”的标准？“成为”的过程必须基于特定的身体吗？

跨性别女性主义不仅是为跨性别者争取权益的政治运动，更是一套深刻的理论体系。它主张，任何形式的、基于生理特征的性别本质主义，最终都会反过来禁锢所有人。它不是要“取代”传统女性主义，而是要将其解放的承诺贯彻到底，构建一个对所有被父权压迫的身体都更包容、更强大的联盟。

这是跨性别女性主义与所有女性主义流派最坚实的共同基础。从争取堕胎权，到反抗强奸文化，女性主义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女性对其身体的绝对主权。

跨性别女性主义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如果一个女性有权重塑或终止自己身体内的孕育过程，她也同样有权通过激素、手术等方式，来塑造一个与自我认同相符的身体。对身体的自我定义和自我塑造，是终极的身体政治。

从这个角度看，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身份之外，无异于设置了一个新的“身体警察”，规定了“合格女人”的生理标准。这与父权制用生育能力、贞洁等标准来定义女性价值的逻辑，危险地相似。

跨性别女性主义是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最生动的社会实践。巴特勒认为，性别并非我们内在的本质，而是我们通过不断重复的言行举止（即“操演”）所塑造出来的社会身份。

跨性别者的存在，就是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这一虚假等式的最有力证伪。它告诉我们：

因此，跨性别女性主义致力于解构的，正是这套将生理特征与社会身份强行捆绑的压迫性系统。这不仅解放了跨性别者，也解放了所有被“不像男人”或“不够女人”等规训所困的顺性别者。

跨性别女性主义天然地站在交叉性的立场上。跨性别女性，尤其是跨性别有色人种女性，往往处于多重边缘压迫的交汇点。她们不仅要面对来自顺性别霸权社会的“跨性别恐惧症”（Transphobia），还要在女性社群内部面对来自部分顺性别女性的排斥，同时可能还遭受着种族歧视和贫困的困扰。

她们的生存经验尖锐地表明：一个只谈性别，不谈种族、阶级、性取向和身体状况的女性主义，是脆弱且虚伪的。 正如黑人女性主义者批判白人中产女性主义的局限性一样，跨性别女性主义批判了顺性别中心主义（Cisnormativity）的盲点。

将跨性别女性主义置于女性主义的理论光谱中，会看到它与不同流派间的复杂关系：

与激进女性主义的张力：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压迫的根源是生理性别（sex-based），因此“女性”必须是一个基于生理的封闭类别。这是TERF（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争议的理论根源。而跨性别女性主义则认为，将压迫根源锁定于生理，是一种危险的本质主义，真正该被摧毁的是“性别二元对立”这套压迫制度本身。
对自由女性主义的推进：自由女性主义追求男女在现有社会框架内的平等权利。跨性别女性主义则更进一步，它不仅要求将跨性别者纳入平权范围，更要求对“男女”这两个范畴本身进行反思和重构。
酷儿理论的同盟：跨性别女性主义可以说是酷儿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最核心的盟友。它们共同致力于挑战一切固定的、二元的身份范畴，拥抱流动与差异。

跨性别女性主义不是一个企图“入侵”或“抹去”女性空间的幽灵，恰恰相反，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关于“女性”这一身份的想象力还能抵达多远。

它邀请我们思考：我们为之奋斗的“女性解放”，究竟是解放一个被生理特征所定义的群体，还是解放所有被“女性化”特质（如柔弱、感性、依附）所贬低、被父权性别规范所惩罚的人？

接纳跨性别女性主义，意味着选择一个更广阔、更坚韧的“我们”。在这个“我们”之中，女性的身份不必接受任何人的审查和批准，它唯一的凭证，就是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宣告。这或许是波伏瓦的未竟之业，也是女性主义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