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的伦理转向：在共同的“可朽性”中，我们如何结盟？
从“性别麻烦”到“可哀悼的生命”，一位哲学家的深刻沉思
如果说早期以《性别麻烦》为代表的 朱迪斯·巴特勒，是一位专注于解构身份、揭示其 操演性 的颠覆者；那么，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巴特勒的思想经历了一次深刻的“伦理转向”。她开始将目光从“我是谁？”这个身份政治的问题，转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政治哲学问题：“我们（无论身份如何）应该如何与他人共同生活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上？”
这个转向的核心，在于她对“可朽生命”（Precarious Life）的深刻反思。
核心概念一：“可朽生命”与“可哀悼性”的残酷政治
这是理解巴特勒后期思想的绝对基石。她发展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概念，来剖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政治。
什么是“可朽性”（Precariousness）？—— 生命的共同底色
巴特勒认为，“可朽性”是所有生命共通的基本条件。它意味着，我们都是肉体的、脆弱的、会受伤、会死亡、并且需要依赖他人才能生存的存在。我们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都暴露在不可预知的风险和伤害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脱离他人、脱离社会支持网络而独立存在。这种根本性的相互依赖，是人类生存的本体论事实。
什么是“不稳定处境”（Precarity）？—— 被不平等分配的风险
然而，社会和政治系统，却将这种普遍的“可朽性”，进行了残酷的、不平等的分配。某些群体（如少数族裔、难民、酷儿、残障人士、贫困者）被系统性地置于更危险、更缺乏社会支持和法律保障的“不稳定处境”之中。他们的生命，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暴力、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不稳定处境”，是“可朽性”这一普遍条件在政治上的差异化体现。
“可哀悼性”（Grievability）的政治——谁的生命算作生命？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巴特勒指出，一个生命是否被社会承认为“生命”，取决于它是否被认为是“可哀悼的”。
当本国公民在恐怖袭击中丧生，媒体会反复播放他们的生平故事，整个国家为之哀悼——他们的生命是“可哀悼的”。
而当敌国的平民在无人机轰炸中丧生，他们常常只是一个冰冷的伤亡数字，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政治框架中，被设定为“不可哀悼的”。
这种对“哀悼权”的不平等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最深刻的政治暴力。它在认知上将一部分人“非人化”，从而为伤害甚至消灭他们提供了伦理上的许可。争取平等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争取“可哀悼性”的斗争——要求社会承认我们的生命同样宝贵，我们的逝去同样是损失。
核心概念二：“非暴力”伦理与“集会身体”的联盟政治
基于对“可朽生命”的深刻认知，巴特勒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政治伦理，旨在回应我们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
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我们生来就相互依存
既然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脆弱的存在，那么那种认为“个人是完全独立的、自足的”的自由主义观念，就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我”的生存，从一开始就与无数个“你”的生存紧密相连。我的身体，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属于我”的，它始终暴露在他者面前，也依赖于他者的存在。
非暴力作为伦理责任
认识到这种深刻的相互依存，就为“非暴力”提供了伦理基础。非暴力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更是一种源于“我们都是可朽生命”这一共同处境的、对他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我们伤害他人时，我们也在伤害那个构成我们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超越身份的“联盟政治”与“集会的身体”
巴特勒因此倡导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模式。她认为，有效的政治联盟，不应仅仅建立在共同的“身份”（如“我们都是女人”）之上，而应建立在对共同的“不稳定处境”的认识之上。
当人们在广场上集会抗议（如“占领华尔街”或“黑人的命也是命”），他们不仅仅是在表达诉求。他们将自己脆弱的身体暴露在公共空间中，置于潜在的危险之下。这个“集会的身体”的行动本身，就是在以身体为媒介，共同声明：“我们的生命是重要的、可朽的，需要被保护，需要被哀悼。” 这种临时的、因共同行动而形成的“我们”，比任何基于身份的“我们”，都更具政治潜能。
对巴特勒而言，支持跨性别权益，不仅仅是“政治正确”，更是这一联盟伦理的内在要求。 因为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有色人种女性，恰恰是当今社会中最暴露于“不稳定处境”、其生命最“不可被哀悼”的群体之一。与她们站在一起，就是捍卫所有可朽生命的价值。
🤝 小结：
朱迪斯·巴特勒的后期思想，是一场从“解构”走向“重建”的深刻旅程。她穿透了身份政治的喧嚣，回到了“身体”这个最根本的、我们共享的物质存在。她教会我们，在一个充满暴力和不公的世界里，承认我们共同的“可朽性”，并为所有生命的“可哀悼性”而斗争，或许是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富同情心的政治的唯一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