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赞·莎塔碧 (Marjane Satrapi)
“只要我们还能笑，我们就还有人性，我们就还能自由地思考。”
玛赞·莎塔碧 (Marjane Satrapi, 1969 - )，生于伊朗德黑兰的法籍图像小说家、插画家、电影导演。
在西方主流媒体的镜头下，中东女性的形象往往是单一的、被头巾遮蔽的、苦难的符号。玛赞·莎塔碧用一支画笔彻底击碎了这种“西方凝视”。她以自己的前半生为蓝本，创作了震撼世界的图像小说《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
她证明了漫画不仅可以用来讲超级英雄的故事，更可以用来书写最沉重的国家历史与最私密的女性生命史。
核心经历：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流亡
莎塔碧的人生被剧烈的政治动荡硬生生切成了几段。
- 革命前夜的童年：她出生在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伊朗中产阶级左翼家庭。童年时期，她读着讲述辩证唯物主义的漫画，听着父母讨论推翻国王的革命，思想极度自由、前卫。
- 革命的背叛：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原以为的民主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严酷的政教合一统治。女性被迫戴上面纱，学校被强行实施性别隔离。
- 流亡与身份认同：为了保护她那“过于叛逆”的性格不被国家机器摧毁，父母在她 14 岁时将她送往奥地利维也纳。在欧洲，她经历了深刻的种族歧视、文化冲击、青春期迷茫甚至流落街头。她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在西方人眼里，她是“恐怖分子国家的难民”；在伊朗政府眼里，她是“被西方毒害的堕落女性”。
这种长期的“局外人”身份，赋予了她极其锐利和清醒的观察视角。
思想特点：微观史学与黑色幽默
莎塔碧的作品之所以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中具有极高的价值，在于她对“宏大叙事”的解构。
1. 将国家政治“日常化”
她没有用晦涩的政治学术语去批判极权主义，而是画下了极权主义是如何具体地渗透进女性的日常生活的：如何因为露出几根头发而被道德警察当街殴打；如何在黑市上偷偷买一盒迈克尔·杰克逊的磁带；如何在防空警报拉响时，还要在地下室里举办派对。 这种日常的、“世俗”的生命力，是对政治高压最强有力的嘲弄。
2. 对抗“白人救世主”的刻板印象
她的作品完美印证了钱德拉·莫汉蒂在《在西方眼下》中的理论。莎塔碧拒绝让伊朗女性扮演可怜的受害者。 她笔下的伊朗女性会抽烟、会偷偷看朋克杂志、会讨论性、会因为涂口红而与道德警察机智周旋。她向西方读者宣告：中东女性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和反抗方式，不需要西方人带着傲慢来“同情”。
3. 图像作为抵抗的媒介
黑白两色、粗犷且略带表现主义风格的线条，构成了她作品的独特视觉语言。漫画这种形式消解了历史的沉重感，却在简单的黑白对比中，将强权的面目可憎与个体的鲜活展现得淋漓尽致。
代表作品
- 《我在伊朗长大》 (Persepolis) (2000-2003)
- 分为四册出版。后来被她本人改编为同名动画电影，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提名。
- 《绣鸡》 (Embroideries) (2003)
- 一部极其先锋的图画散文。记录了伊朗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在喝下午茶时，毫无顾忌地谈论性、婚姻、整容和伪造处女膜的私密谈话。这是一部极其精彩的关于女性身体政治的“闭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