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禁女权主义：当“严惩”成为伤害更多女性的陷阱
“把他关起来！”之后呢？
面对性别暴力，一种最直观、最解气的正义诉求，就是将施暴者送进监狱，并处以最严厉的惩罚。这种呼声在情感上极具号召力，也推动了许多反家暴、反性侵法律的建立。这看似是女性主义的一大胜利。
然而，批判性的女性主义学者却对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警示：当女性主义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诉诸于警察、法庭和监狱这一国家暴力机器时，我们可能已经陷入了“监禁女权主义”（Carceral Feminism）的陷阱。
监禁女权主义，指的是一种将增加警力、加重刑罚和扩大监狱系统作为解决性别暴力主要途径的女性主义倾向。 它看似在惩罚个体施暴者，却往往以牺牲更边缘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并最终强化了一个本身就具有压迫性的国家机器，而未能触及暴力的根源。
1. 诱人的“解药”：监禁主义的吸引力
监禁女权主义的逻辑之所以如此流行，因为它提供了一套简单、清晰且看似有效的叙事：
- 问题：坏人（施暴者）伤害了无辜的女人。
- 解决方案：好人（国家、警察）来抓住坏人，并将他们关起来。
- 结果：正义得以伸张，社会变得更安全。
这种叙事迎合了人们对即时正义的渴望。对于长期生活在强奸文化恐惧中的女性来说，能够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慰藉。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期，许多活动家正是通过与国家合作，推动了相关立法，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问题在于，这个简单的叙事，忽略了那个被称为“好人”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2. 致命的副作用：谁在为“严惩”付出代价？
监禁女权主义的批判者，特别是来自黑人女性主义和交叉性理论的学者，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揭示了这剂“解药”的巨大毒性：
🔹 不成比例地伤害边缘社群
监狱系统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在美国等国家，因种族偏见，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男性被逮捕和判处重刑的概率远高于白人男性。当女性主义者呼吁“严打”时，这种不成比例的伤害就会被放大。这使得反暴力运动，无意中成为了种族压迫的同谋。
🔹 让边缘女性更不安全
当唯一的求助对象是警察时，许多女性反而会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例如：
- 一个处于家暴中的无证移民女性，她敢报警吗？她担心的不仅是伴侣的报复，更是自己被驱逐出境。
- 一个遭受警察暴力的跨性别女性或性工作者，她能向谁求助？
- 一个生活在被警察过度巡查的社区的黑人女性，当她的儿子或伴侣因轻微罪行被重判时，她的家庭和社区也被摧毁了。
🔹 赋权于压迫性国家
监狱和警察系统本身就是父权制和暴力的集中体现。监狱内部的性暴力泛滥，警察对性别暴力报案的冷漠和渎职屡见不鲜。监禁女权主义的悖论在于，它试图依靠一个本身就充满暴力的系统来解决暴力问题。这不仅无法根除暴力，反而将更多的权力、预算和合法性，交到了这个压迫性国家机器手中。
🔹 回避了问题的根源
将性别暴力简化为“坏人”的个人道德问题，掩盖了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贫困、缺乏教育、有毒的男性气概教育、精神健康服务的缺失等等。将资源投入到建造更多的监狱，而不是投入到社区建设、教育和心理支持上，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懒政，它让真正的解决方案变得更加遥远。
3. 超越监禁：废除主义女权主义的想象
如果“把他关起来”不是答案，那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对监禁女权主义的回应，废除主义女权主义（Abolitionist Feminism） 提供了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愿景。它主张：
- 我们追求的不是惩罚，而是问责（Accountability）和疗愈（Healing）。
- 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警察和监狱，而是更强大的社区。
这一愿景包括探索惩罚之外的替代方案，如：
- 修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创造一个让受害者、施害者和社区成员能够共同对话，就所造成的伤害达成共识，并共同寻找修复方案的过程。
- 转变性司法（Transformative Justice）：比修复性司法更进一步，它不仅处理个体间的伤害，更致力于改变导致这种伤害发生的社会系统性条件。
- 社区问责制：在社区内部建立支持网络和问责机制，不依赖警察来干预和解决冲突。
这无疑是一条更艰难、更漫长的道路，但废除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才是唯一能从根本上创造一个没有性别暴力的世界的路径。
小结：
监禁女权主义是一个警示。它提醒我们，在为正义而战的道路上，我们选择的“武器”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借用压迫者的工具，我们最终可能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而只是为它添砖加瓦。
真正的解放，不能依赖于建造更多的笼子。它要求我们拥有更大的勇气和想象力，去构建一个所有人都无需生活在恐惧之中的、真正安全的社区。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安全”与“正义”的含义，将目光从惩罚个体，转向疗愈整个社会。